现代教育基础论文(现代教育思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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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教育在向外国学习中产生,职业教育曾受到一定重视。下面是四川招生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教育基础论文,供大家参考。

现代教育基础论文(现代教育思想论文)

现代教育基础论文篇一

简析现代中国国学教育运动形成原因破译

论文关键词:国学教育运动;原因;解释

论文摘要:现代中国国学教育运动的形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它是苦难而命运多舛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目睹国难日深,国学地住日趋微贱,社会道德人心日渐消沉,而西方思想文化长驱直入极显强势的时刻,为救亡图存,寻求中华民族出路,探索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如何发展做出的庄严而沉重的选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创办,国学研究的深人开展,普通中学课程体系中国学内容渗透力度的加大和中小学读经运动的推进,一场席卷全国教育界的国学教育运动宣告形成。这场运动声威之大,持续时期之长,参与人数之众,在当时实属罕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引起了思想文化界、教育界的普遍关注,随即引起了一场声势颇大、旷日持久的纷争。对于这一场国学教育运动,积极参与细心呵护者有之,听之任之让其自生自灭者有之,然而挥戈上阵口诛笔伐摧之折之者亦大有人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结合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教育界、学术界对国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视与投人,中小学读经的尝试与论争,可以较清楚地认识到当年这场运动的形成是无法回避的,有其深刻的历史的和时代的原因。

自鸦片战争以来,欧风美雨一日比一日强劲地洗礼着传统中国,中国传统教育伴随着苦难踏上了近代化的途程。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深人的过程,亦即中国传统学问淡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地主阶级改良派呼吁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革,林则徐等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里的“长技”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声光电化等科学技术知识。西方“长技”进了中国附载在什么地方呢?无疑附载于中国传统教育中。这样,西方“长技”便挤占了中国传统学问的地盘。在中华民族面临着灭顶之灾的时候,这些西方“长技”占领一点地盘,中国传统学问少一点地盘,尚未引起人们的担忧,中国传统学问的“小理”必须服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大理”。

洋务运动中,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危机加深。聪明睿智的洋务派为了妥善处理“中学”(国学概念形成前对“国学”的称谓)与“西学”的关系,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原则与方法。张之洞指出:“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望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虑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歧者愈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他“深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洲之内矣,’!因此,他撰写了《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明确地规定了西学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其时,还有一些思想家、教育家提出了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原则与方法,如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严复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等,都没有较好地解决当时“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因而未能引起社会的关注。社会自上而下均比较认可张之洞所提出的描述“中学”和“西学”关系处理的方式。

然而,即使有比较好的解决问题模式,在执行上还是颇费心机的,不然的话,肯定会招来不小麻烦。在张之洞所办的学堂,就采取比较聪明的做法,在课程表上列着有大量“中学”课程,张之洞规定经心书院“每月课以经史一次,或解说,或策论,由分教核定,分数开单送交监督与各门统计,合定等级”。人们心知肚明的是,过于强调“中学”,必定影响到“西学”的学习,而“西学”掌握不好,就会影响到保国保种、救亡图存的大事情。但是,若是削弱“中学”的地位,一定又会招惹各种指责,恐怕会导致“西学”在学堂中的地位连根拔掉。这样,张之洞不明确降低“中学”的地位,而是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采取机智的作法,明地里有其很高的地位,实际上釜底抽薪。他创办的经心书院的做法是“将原设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科,一律改作学生课外研读”。考试则流于形式,学校的奖学金等,均按“西学”的考试成绩确定。张之洞如此举动,没有引起社会的过激反应,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的作法比较明智;二是他是封疆大吏,权臣要员;三是其时上中层社会大都领略到了“西学”的厉害,认识到如不借助“西学”,中国真的要亡国灭种。

到“新政”实施以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提速,清廷前后制订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宣布实施四年义务教育,废除科举制度,成立新型教育行政机构—学部制订女子学堂章程等等,“中学”一步步退让,“西学”一步步进逼。明智的督抚们为了蛰伏人们的担心与优虑,在一些省会建立“存古学堂”,作为挽救“中学”的堡垒。学部还制订了《存古学堂章程》、《修订存古学堂章程》,将存古学堂分经学、史学、词章三门,主要课程有经学、史学、词章学、诸子学等,学制“比照他项学堂定作中等五年,高等三年,以资深造”。希翼“修明古学之人,即为将来经师大儒之选”。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力挽“中学”的掩人耳目作用。

“新政”前的官学课程表上近似于聋子耳朵的“中学”课程还摆在上面,义学、家塾基本上还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之类;书院情况稍稍有所不同,少数书院如格致书院等较早完成近代转型,传授西方声光电化知识,而大部分书院照样我行我素。如鸦片战争烧烟之地的广东,其广州菊坡精舍仍强调“以时艺课士,此间向仿学海堂例,试以经、史、诗赋,不拘体格,稗得各尽所长,务为根抵之学”。陈澄对学生说:“读《经》、《史》、《子》、《集》四部书,皆学也,而当以《经》为主。南方的私学、书院尚且如此,内地的情形自然不难想见。

自洋务运动到“新政”实施,官学中“中学”的地位虽有明显降低,但私学和书院中“中学”的地位仍然十分坚挺,不致于造成对“中学”地位失落的担忧和对“西学”强劲发展势头的恐俱。不过,中上层社会之所以对“新政”时期推进“西学”力度加大的忧虑未予表露,可能另有它因。他们认识到“中学”与皇权系于一体,只要“中体”尚存,就不愁“中学”会在传统教育地盘上蒸发。再者,其时民变四起,内忧外患,也使得他们无暇顾及“中学”的地位间题了。清王朝寿终正寝,巩固与振兴“中学”问题,移交给了中华民国。所以,倘若中华民国政府仍然执“中学”的地位失落于不顾的话,国学教育运动形成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中华民国建立伊始,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制订出“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对清末教育制度作了根本性的改革。他在1912年1月19日,即启用中华民国教育部印信的当天,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两个重要的法令,一个是《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一个是《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前者明确规定,各种教科书,必须符合中华民国教育宗旨,禁止使用清末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废止旧时奖励出身制度。后者规定了初小、高小、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及各科周教学时数。初小的科目主要有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另“视地方情形,得加设图画、手工、唱歌之一科目或数科目”;高小在初小基础上再加上中华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女子加课裁缝;亦“视地方情形,得加设唱歌、外国语、农、工、商业之一科目或数科目”。中学复在高小基础上加手工、音乐、法制、经济;“女子加课裁缝、家政”师范与中学的课程别无二致。中小学课程中,国学已经没有什么地位可言,而且不像张之洞那样对“中学”羞羞答答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是旗帜鲜明地直言废止经科,其中诸如“中华历史”、“地理”之类的课程,国学已经淡得没有什么味道了。大学生虽然可以读经,但蔡元培亦明确指出,大学亦取消经科,这不是因为大学生不可以读经,而是因为经学分解到了哲学、史学诸科之中,已无单独存在的必要了。不过,即便是大学的哲学、史学之类,经学之类的国学,已经是各该学科中的一部分了,并没有单独设立,自然没有独立的地位。

1912年3月2日,教育部通告各省:高等以上学校一律禁止读《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和《国朝事实》等有碍民国精神的书籍。这样,国学在大、中、小学的地位的确是削之又削,几乎是到了荡然无存的地步。

私塾的情况如何呢?中华民国时的教育部对私塾的态度非常强硬,私塾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造,塾师必须到诸如师范学校或师范传习所之类的教师教育机构接受培训,必须停止向学生兜售“诗云子日”之类的货色,教科书必须是中华民国教育部认可的,科目必须与相应的学校一致。清末私塾成了“中学”教育的顽固堡垒,中华民国时期的私塾因为国家普及四年义务教育,对私塾资源有所依重,但私塾必须完成现代化改造,否则宁可摘掉牌子,使之关门大吉。

1922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这是20世纪上半叶实施时间最长的一个学制。这个学制并未涉及到国学教育问题,足见主要是顺着“壬子·癸丑学制”的路向,由它自生自灭去。值得注意的是,“壬戌学制”所确立的7条“标准”如下:“(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地方伸缩余地。这“标准”与美国进步教育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就是“舶来品”,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西学的青睐。“壬戌学制”颁行后,给国学带来的是中小学生对国学更加隔膜,他们几乎没有与国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接触的机会。从北京第一实验小学1922--1928年间的课程看来,6年间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公民科、国语、数学、历史(含地理)、理科及英语、体育、图画、乐歌等。其中的历史第一学年为“家庭学校的设置和自身的关系”,和理科一起占全学年总学时的11%;第二学年讲授“关于乡土的实地观察及故事谈话”,与理科一起占全学年总学时的12%;第三学年内容相同,“但范围较广程度较深”,明确占全学年总学时的4%;第四学年讲授“本国史事要略”,占5%;第五学年讲授“本国开化史”,占7%;第六学年讲授“与泪国有关系的世界史”、“本国开化史”,占7 %。根据苏州实验小学1932年各级学科时间支配表来看,该校各年级开设的课程有文学、阅书、缀法、书法、算术、常识、工艺、美术、音乐、体育、早操、谈话和选科等课程,并无与国学直接相关的课程。如果到中学仍不接触国学的话,恐怕将来就没有与国学接触的机缘。

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教育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针对着国学来的,每一举措都对国学的地位有所削弱。尤其是《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恰如蒋维乔所言:“此区区十四条通令,革除前清学制之弊,开新学制之纪元,于全国教育停顿,办法纷歧之时,赖此通令,得以维持,其影响实非浅鲜。舒新城也评价说:“当年之教育设施,全赖此十四条维持之。其影响不可泛视也。

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改革举措,使得国学的地位削之又削,加之一大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生先后归国,而且相当多的进到了国家重要文化教育部门,经他们一鼓捣宣传,西学简直是长驱直人,在社会上十分吃香。叶圣陶曾描绘西学在中国的影响,说:“小学生读外国语,在上海是很通行的,最简陋的‘弄堂学校’里也列有英语的科目。……他们艳羡那些‘洋行买办江白度’,以为‘江白度’的条件是能说外国语,便奉外国语为绝顶重要的科目,父诏其子,师勉其弟,‘你要用心把外国语读通才好啊,否则便不能伺候你的外国主人’。

对于传统国学在大中小学和社会上地位失落的深度优虑者,大有人在。他们似乎比以前更加优心忡忡,担心中国长此以往,不但是亡国的问题,而且是亡文化。亡国有文化在,国终究有复兴的希望;亡国又亡文化,国家则将陷人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一观点集中的代表者,首当推清末革新巨人康有为。1913年下半年,康有为所撰写的《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就表达了他对国学地位失落的深度优虑。文章开宗明义:“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人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群俗,久而因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康有为在文章中全面阐述了他的优虑,其中有很多方面证明他已经与新时代格格不人,对新时期的各种改革十分忌恨,但对尽弃国学这一点,还是不无道理的。他指出:“盖吾国人鄙弃中国之心太盛,于是并国学之粹美而弃之,则不择他学之淫昧侏儒而敬奉之矣。岂惟文学,凡百一切,其为中国者,则不择其是非美恶而弃之,凡为外国者,则不择其是非美恶而师法之。其始起于游学之士,其继被于全国之人,以为吾不用一二日文,恐人谓我不能外学也。不知其然,不究其故,风靡盲从,有若病狂。磋呼!何以吾国四万万之人而风狂如此也。对此情此状,康有为极为痛心,认为“假令吾为野蛮小国,一无所长,则舍己从人,以求良美可也。若吾中国,自创文明者也,五千年来,圣哲之精英无量数,豪杰之心肝无量数。”他斗胆下了一个断语:“吾中国若自立不亡,则十年后必耻用日文矣;若犹用之而不耻,则十年后中国亦必亡矣。”中国凭什么“自立”呢?这从丹麦、瑞典“昵近于德国,百器皆待于德,工商皆多德人,而丹麦之语言文字礼俗学术,斤斤自立,不肯少舍以从人”,难道他们不知道“废其国文,改学德文,其于谋生计,与交国际至便而增益”吗?他们自立的基础是对国之语言文字礼俗学术“不肯少改者,挟其百数万之国民,费日敝精,以学此五十余万册之国文,此其所以立国之本也”。由此推论,康有为认定中国“自立”的基础当是中国“语言文字礼俗学术”。他说:“吾中国人民百倍于丹、瑞,而自弃其国文,吾甚耻不如丹、瑞,而恐中国之不能立也。” 过去,学术界多将康有为这篇文章的发表,视为他思想退为保守,停滞落伍,憎恨改革的代表作,因而对文中强烈的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对文化教育发展的良多建议都一概否定掉了,显然失之偏颇。

康有为的《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绝非一时兴之所致为之,代表着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中华民国初年改革的优虑,对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思考,自然是现代中国三四十年代国学教育运动兴起的诱因之一。

清末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向东西洋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向日本派出了数千名学生,向东西洋寻找救国之道,希冀振衰起微,发奋图强。留学生的品流很杂,按当时人士的分类,一为文士派,只知读书,不管其他;二为尚外派,以为外国的一切皆好,中国的一切皆不足论;三为流学派,随波逐流;四为名誉派,沽名钓誉,滥竿充数,以为留学镀金,即可身价十倍;五为求学派,具改良之思,抱救国之念,专心向学,务求实得。其中立志报国者,无不以西方科学文化为利器。大批留学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学成归国,并在教育界、思想文化界大多高居要位,影响迅速扩大。中国留学生每年进人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常有300人之多。据称,民国初年到南京国民政府崩溃前夕的30多年中,在该校毕业的有上万名中国留学生。仅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在中国颇有影响的就有郭秉文,中国留美学生第一个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者,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胡适受业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门下,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陶行知从伊利诺斯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亦师从杜威,是中国现代著名平民教育家;孙科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后转人,主修政治、经济及理财,归国后成为国民政府要员。此外,还有宋子文、蒋梦麟、张伯荃、陈鹤琴等民国时期政界、教育界风云人物。他们的归国并在中国文化教育界、政界产生至广至大的影响,亦使社会对欧美文化推崇备至,褒奖有嘉。有钱有势的家庭,大有不将女子送去接受欧风美雨洗礼势不罢休之势;青年大学生,甚至高中生的志向也大多是“留洋”。相比较之下,国学教育门前冷落车马稀,相形见细。这种态势也使得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国学前景备感担优。

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教育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引起了汹涌澎湃的科学民主思潮。这股强劲的思潮中的“弄潮儿”大多是留学东西洋的青年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专制制度不遗余力的批判,更使得国学教育门可罗雀。钱玄同还提出了欲废止封建专制制度,对封建专制思想进行彻底清盘,首先当废止中国文字,因为中国文字是那些腐朽制度和腐朽思想的载体。蔡元培听了钱玄同的高论后说,道理上很好听,实际上行不通。国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尴尬局面于兹不难想见。

20世纪初期使国学地位惨跌的事件还有杜威、罗素、孟禄、柏克赫斯特、推士等欧美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在新文化运动中或稍后来华。欧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如日中天,杜威等的来华,再次掀起欧美教育的高潮。杜威来华将近两年,中国一大批一流学者前呼后拥,全程陪同,胡适、刘伯明、蒋梦麟、郑晓沧等放下手中的活计,为杜威做翻译,北京《晨报》等新闻媒体跟踪报道。杜威在中国在中国作学术报告共115场,内容主要是西方科学与民主。与杜威来华时间稍晚,罗素于1920年9月来华,到次年7月告别,前后约10个月,但在病榻上呆了4个月,在中国讲学场次虽然比杜威少得多,但与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各界人士仍有广泛接触,他以特有的视角,深邃的思考,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和分析,“为中国的前途提出了诚挚的建议和美好的祝愿”。罗素在1921年7月11日的告别演讲中,提了两点“觉得非常明白”的建议:“第一,中国不应统括的采用欧洲文化;第二,中国传统的文化,已不能适应新需求,不得不对崭新的让步。他强调“中国到自由之路”“需要新式的教育”,“要普遍的和新式的,不应和从前一样,只有少数人有读书的特惠,也不应只读读古书就算学问;必要普及科学的。科学又不是仅仅理论的,须知近代实业经济有密切的接触。”罗素的看法虽然比较公允,但还是偏重以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为中心的“西学”。罗素与杜威和其他美国学者相比,影响是要小得多。因而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使中国再次形成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教育的热潮,对日趋冷落的国学教育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自进人中华民国以来,一系列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举措,直接导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在中国教育界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从这一段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看来,教育上每每向前推进一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就发生膨胀,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盘就失落一部分。非但如此,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很多人士看来,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分崩离析,社会道德沦丧,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各种社会矛盾加剧—这些表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有着直接关联。因此,一部分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教育家、文化名流由担心逐渐转而采取行动挽救国学,藉以缓解上述纠缠在一起复杂棘手的社会矛盾。1922年北京大学筹设的研究所中开辟了国学门,1925年清华学校等国立大学创建研究院国学门或传统文化研究和教育的机构。紧接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大学,也相继设立了研究国学的专门机构。这些国学研究机构的成立,表明精英知识阶层已经注意到了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拯救国学的问题,但影响的圈子还比较小,尚不足直接促使形成国学教育运动。

在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事件是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调查考察。南京国民政府鉴于美国教育对中国至深至巨的影响,遂请第三者—以欧洲国家为主体的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于1931年9月30日抵达上海,先后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浙江杭州、江苏无锡、苏州、镇江和广东广州等地考察教育。十二月中旬结束。1932年12月,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由国立编译馆翻译出版。戴传贤、朱家哗分别为该书作序。“报告书”指出:“外国文明对于中国之现代化是必要的,但机械的模仿却是危险的。”极力主张中国的教育应构筑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影响,抨击甚力:“现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即为一群人所造成的某种外国文化的特殊趋势,不论此趋势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或其他国家。影响最大的,要推美国。中国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只晓得摹仿美国生活的外表,而不了解美国主义系产生于美国所特有的情状,与中国的迥不相同。”还深刻地挑明:“中国为一文化久长的国家。如一个国家而牺牲它历史上整个的文化,未有不蒙着重大的祸害。

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的公开出版,调查时间虽短,却能切中时弊,道出了人们十分优虑痛心疾首而又无从下手解决的问题,因而与孟禄、推士等美国教育家、科学家在中国的调研相比,影响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明显大得多,“在教育界引起广泛注意”。以后中国教育界出现的国学教育运动,诸如广东、湖南的中小学读经、几家国学专修馆的诞生,乃至于江西的“新生活运动”中某些复古性质的“四维八德”等教育内容的再次粉墨登场,都与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考察和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的出版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最直接的影响是给无锡国学专修馆以极大的鼓舞。无锡国专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请国学大师唐文治为馆长。唐文治欣然应允,宣布“以救正人心,复兴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为本”的讲学宗旨。后来略变办学宗旨,改为“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唐文治长国专最为欣慰的是,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代表唐克尔·培根参观后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并予以高度评价:“贵校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负有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与普通学校之使命不同。稍后,《国专季刊》对此事还有详细报道。使得无锡国专师生踌躇满志,均以“继绝学”自命,“痛旧道德之沦丧,新文化似是而非”,“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救中国”。此后,国学教育形成热潮,无锡国专遂成为中国现代国学教育的重镇,河南也成立了专门的国学专修馆,公私立大学亦设立机构推进国学教育与研究,普通中小学国学课程课时增加,一些中小学还宣布读经。

国学教育运动形成的原因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是国家危机日益加重,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地位日趋微贱,社会道德人心日渐消沉,而西方思想文化长驱直人“物极必反”的必然反应,也是一部分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探索中国文化出路做出的庄严而沉重的选择。

现代教育基础论文篇二

知识经济与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

一、知识经济呼唤教育要深刻变革

1996年,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 Based Economy)的概念。有学者认为,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的经济。知识经济的特点可归纳为:

(1)知识和信息成为重要的资源和财富。

(2)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价值。

(3)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或支柱产业。

(4)地域、部门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对信息和知识的产生、传播、使用能力上的差异。

知识经济对教育领域也发起了全球性的冲击,新的教育革命是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的国家,都要面临的挑战。要在这次冲击中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要着眼未来,立足现实,找住机遇,创造自己的优势,我国教育领域要高度重视这场革命,及时把握住刚刚开始的历史机遇,及早研究对策,做好思想、人才和技术上的准备,以赢得未来教育的主动权。江泽民同志强调:“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人是知识的创造主体,也是知识创造的目的。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教育是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的,其社会投资主要是人才的投资。人才的质量将成为一个企业、部门乃至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微软公司的崛起、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都说明了知识与拥有知识的人才的力量。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知识经济的来临,呼唤着教育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学校必须培养更多具有创造思想和创造能力的人才,这些人才必须具有较强的信息能力、思考能力、创新的意识和创造的能力。这就是要求学校必须探索和构建)创造教育”的新模式。

二、深刻理解教育技术内涵,抢占当代教育的制高点

“现代教育技术是当代教育的制高点。谁抢占了这个山头,谁就在新世纪中处于有利的位置。”(见1998年5月16日《中国高教育报》“制高点专题新闻”发刊词《勇立潮头》)因此,学校必须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充分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挖掘学生的创造潜力,提高学生的创造意识,训练和强化学生的创造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是当代教育的制高点。何谓“制高点”?站立其中,可以纵观全貌,总揽全局,控制大局。教育技术之所以成为教育改革的制高点,是因为它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抢占了这个制高点,可以带动教育领域各个方面的发展,包括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更新,对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材形式、教学手段和方法以及教学模式、教学理论都将产生深刻的变化。

“制高点”者,兵家必争之地也。教育技术是现代教育的制高点,这就意味着,现代教育技术是教育改革必争之地。在战争中,没有勇气抢占制高点的将军是个懦弱的将军,在教育战线,没有勇气抢占制高点的领导和教师是不称职的。

抢占制高点是一场攻坚战。在战争中抢占制高点要有一支英勇的尖刀班、先锋队。在抢占教育改革制高点中,这个尖刀班、先锋队就是全国1000多所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开展语文“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的学校以及开展各项教育技术应用实验的学校,还有各级教育技术专业队伍和广大积极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科教师。因此,每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学科教师、教育技术专业工作者,都应具有勇立潮头,敢当尖兵的气概,都要意识到自己作为抢占现代教育制高点的尖兵、先锋队所担负的时代责任感。

在战争中,要抢占制高点是要流血牺牲、付出代价的。在教育改革中攻占制高点,不会丢掉性命,牺牲的仅是旧的观念、旧的方法,但输入的是新鲜的血液。

抢占制高点是要有策略、要讲战术的。所以攻占教育改革的制高点也要注意运用策略和方法,要加强学习,要学习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先进的技术。每个教师除了要掌握专业知识,还要认真学习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信息技术,尤其是要真正理解素质教育的思想,真正理解现代教育技术的内涵。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充分发

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探索并构建“创造教育”的新模式。

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1994年曾对教育技术作出新的定义。这一定义对推动我国教育技术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导和促进作用。但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为了更好地结合我国的国情,深刻理解教育技术的内涵,正确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我们认为必须强调:教育技术是在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教与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评价和管理,以实现教学优化的理论和实践。在这里,我们强调:

1.教育技术必须以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为指导;

2.教育技术是以信息技术为手段,要真正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

3.教育技术是以教与学的过程和资源为研究与工作的对象,并以优化教与学过程和教与学资源为目标,因此,教育技术既要重视“教”,更要重视“学的“过程”和“资源”的研究开发。

4.教育技术是以系统科学方法作为方法论基础。教育技术的工作内容包括对教与学过程和资源的设计、开发、应用、评价和管理。

要抢占现代教育的“制高点”,要使教育技术真正在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培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造性人才中发挥作用,作出贡献,其关键是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探索和构建“创造教育”的新模式。

三、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构建创遭教育新模式

创造教育是指以培养具有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的人才为目标所进行的教育活动,创造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归宿。

创造思维是指以解决问题为前提,用独特的思维方法,创造出具有社会价值的新观点、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的心理活动过程。创造思维有两个层次,一是科学创造层次,如科学家、发明家提出新的学说、发明新的产品等。二是个体自身潜能的开发和发展层次,对于中小学生,其创造性并不是要像科学家、发明家那样要完成一项具确“特殊意义的产品(一

种理论。思想或一种成品),而是指对学习者个体自我潜在智能有意义的开发和发展。这种层次的创造思维能力是第一层次的基础。

创造能力是指实现创造思维所提出的新思想并形成社会或物质产品的能力。创造能力的形成,必须具备良好的思想素质,具备良好的文化、知识基础。在信息社会中,还必须具备良好的信息能力。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的目标,就是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使学生形成积极的求异、敏锐的观察、丰富的想象、个性的知识结构的品质。培养学生掌握信息获取、分析、处理、交流应用的能力。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任务就是要为学生提供一个有利于学习者观察、思考、比较的信息化教学环境,开发有助于创造教学的软件资源,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现代化的教师队伍,开展教学试验,探索并构建创造教育的新模式,开展专题研究,探讨创造教育的规律。其中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构建“创造教育”的新模式是核心。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指导下,在某种教学环境和资源的支持下,教与学活动中各要素之间稳定的关系和活动进程结构形式。要建构新型教学模式,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以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学习理论作指导

(2)要真正发挥教育技术优势

(3)要转变教学过程要素的关系

(4)要改变教学进程结构

(5)要认真进行教学设计

(一)构建新型教学模式的理论墓础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总是受到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教与学理论的支配。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教育领域中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以教师为中心,以满堂灌输的方式传授书本知识,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忽视对学生能力和情操的培养。在学习理论上,受行为主义理论的支配,只把学习者看作是对外部环境刺激作出被动反应者,忽视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的发挥。把学生作为知识的灌输对象。要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构建新型教学模式首先是要以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造型人才为目标。新型教学模式首先必须能体现素质教育的总目标。

怎样才能体现素质教育的目标,这就必须要深刻认识和克服“应试教育”的弊端,在教育中注重“三个发展”,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三个发展就是指全面发展、全体发展和个性发展。全体发展是强调素质教育必须“着眼于受教育者群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发展是强调素质教育是为了提高整体素质,防止片面发展,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个性发展是要“注重开发受教育者的潜能”,挖掘和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IESCO)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指出:面向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就是要培养学生学会四种本领,通常可用四个L来表达:

(1)学会认知(1earning to know),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方法来培育学生学会运用认知工具求知,学会发现问题,学会探究知识,学会建构知识,也就是要学会继续学习的本领;注重培养学生认知方法,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引导学生通过发现、探究和意义建构的途径获取知识。培养学生的继续学习能力。

(2)学会做事(1earning to do),既要学会实践,更要学会创造。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就要重视建造可供学生参与的环境,激发学生兴趣,使学习者通过与环境的交互作用,通过实践,通过做来获得知识和能力。

(3)学会合作(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要培养学生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就是学会合作生活,合作学习,从过去的集中教学方式到个别学习方式,到现在提倡的协商学习(也称合作学习)。

(4)学会生存(1earning to be),学会生活、学会自身的发展。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要重视发展性教学,建立“知识。能力一情操”三维课堂教学目标,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不仅用于传授知识,还注重能力和高尚情操的培养。

四大支柱正是素质教育的目标,“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创造、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

素质教育思想是构建新型教学模式的出发点,但同时我们还必须遵循学习者学习的心理规律。随着心理学家对人类学习过程认知规律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强调要注意学习主体的内部心理过程,把学习者看作是信息加工的主体,积极把认知学习理论引人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实践中。近年来,由于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应用于教学过程中,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为学生的参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学习资源,为学习者提供了许多发现知识、探究知识和表达观点的有力工具。因此,认知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引起许多国家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其原因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的许多特性,特别适合于实现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因此,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建构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模式,日益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来源于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由于个体的认知发展与学习过程密切相关,因此,利用建构主义可以比较好他说明人类的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一1980)认为,知识既不是客观的东西(经验论),也不是主观的东西(活力论),而是个体在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建构的结果。他还认为,认识的生长不仅仅是经验的结果,而强调是个体在认知生长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可归纳为:

(1)认识是在认知主体(学习者)与客观环境(社会文化情境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

(2)认识的发展是通过对认知结构的不断进行意义建构中获得的。

(3)建构过程的发展是螺旋形上升的。

因此,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要真正获得知识,主要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情境下,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与其他人(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协商、交流、合作和本人进行意义建构方式获得。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1)强调创设情境并使学习者进人情境

(2)强调为学习者提供多种资源,让学生自主学习和进行问题的探究

(3)强调组织学习者之间进行协商学习活动

(4)强调组织学生运用语言和文字进行表述

( 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其原因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的许多特性,特别适合于实现建构主义学习

环境,因此,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建构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模式,日益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来源于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由于个体的认知发展与学习过程密切相关,因

此,利用建构主义可以比较好他说明人类的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一1980)认为,知识既不是客观的东西(经验论),也不是主观的东西(活力论),而是个体在与环

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建构的结果。他还认为,认识的生长不仅仅是经验的结果,而强调是个体在认

知生长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可归纳为:

(1)认识是在认知主体(学习者)与客观环境(社会文化情境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

(2)认识的发展是通过对认知结构的不断进行意义建构中获得的。

(3)建构过程的发展是螺旋形上升的。

因此,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要真正获得知识,主要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

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情境下,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与其他人(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协商、交流、合作和本人进行意义建构方式获得。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1)强调创设情境并使学习者进人情境

(2)强调为学习者提供多种资源,让学生自主学

习和进行问题的探究

(3)强调组织学习者之间进行协商学习活动

(4)强调组织学生运用语言和文字进行表述

(5)强调学生进行意义建构

这里的“协作”是指学习者合作搜集与选取学习资源提出问题、提出设想和进行验证,对资料进行分析探究,发现规律对某些学习成果的评价。“意义建构”是指学习者对事物的性质、特征、现象的概括,对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的归纳。

(二)发挥现代教育技术优势,把信息技术作为认知工具,为学习主体建造发挥创遣潜力的教与学的环境

要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构建创造教育的新模式,我们首先要摆脱把信息技术设备仅仅作为一种播放工具,用来传授知识的观念,而要把它作为学生的认知工具,通过学生的参与,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现代教育技术在构建新型教学调学生进行意义建构

这里的“协作”是指学习者合作搜集与选取学习资源提出问题、提出设想和进行验证,对资料进行分析探究,发现规律对某些学习成果的评价。“意义建构”是指学习者对事物的性质、特征、现象的概括,对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的归纳。

(二)发挥现代教育技术优势,把信息技术作为认知工具,为学习主体建造发挥创遣潜力的教与学的环境

要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构建创造教育的新模式,我们首先要摆脱把信息技术设备仅仅作为一种播放工具,用来传授知识的观念,而要把它作为学生的认知工具,通过学生的参与,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现代教育技术在构建新型教学模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利用多媒体信息集成技术,创设和展示有意义的情境,提高学生的求异和洞察能力。要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活动,就必须让学生面临对他们个人有意义的或有关的问题。传统的学校教育,往往把学生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隔绝开来,这种隔绝对意义学习构成了一种障碍。利用教育技术的优势,创设一些对学生来说是现实的,同时又与所教的课程相干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情境包含有多种形式,包括事实性、意境性、示范性、原理性和探究性的情境。尤其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教师局域网络和互联网络技术的优势,创设生动的社会文化、自然情境。创设情境的目的不仅是告知学生…这是什么,”而是要让学生通过观察、思考、比较、分辨,理解它有什么特点,帮助学生思考“为什么?”,比较事物的相似性和特异性,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

(2)利用大容量存储技术,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利用图形化交互界面技术,建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新型教学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师应关注促进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在组织安排教学过程时,不是把大量的时间用于组织和讲解教案上,而是应放在为学生提供学习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上,把精力放在简化利用资源所经历的实际步骤上。我们可以利

用CD一ROM光盘提供形式生动活泼、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具有交互功能的学习资源。可以利用网络系统,共享资源,让学生学习如何从多媒体教学软件中,从局域网络或互联网络中获取信息、得到多种学习材料,培养学生自主进行学习的能力。让学生通过查询、检索、探究并解决问题。把学习资源作为学生进行分析、思考、探究、发现的对象,以帮助学习者理解原理,并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步骤。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学习如何从资源中获取信息、分析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学会如何进行问题探究,并利用资源材料解决问题。

(3)利用信息组织结构的超链接技术,建造符合人类联想方式的超文本信息组织结构。培养学生学会利用多样化的学习路径,从多方向、多角度、多起点、多层次、多结果等多方面地思考问题,并在多思路的比较中,形成创造性的思路。

(4)建立模拟实验环境,计算机技术可以设计许多仿真实验,通过输入必要的参数,或者通过学生交互操作,进行模拟实验,通过输入不同的参数,观察不同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学习科学探究的能力。

(5)利用网络传输技术,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协商学习。利用多媒体教室网络系统这类系统,通过资源共享方式,使全体学生共同观察一个典型事物,通过教师的调控,教师可以监看到学生的学习情况,师生之间可以互相通话、教师及时对学生给予指导。学生之间也可以进行分组讨论,彼此之间进行交流,表述观点。对同学的学习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引导学生学会通过互联网络对远程资源的查询、分析和利用,利用网络、进行通信、交流,培养信息应用能力。

(6)利用各种工具、平台,让学生利用平台创造作品。例如学生可以通过汉字输入、表格处理、图形变换等方式让学生把所观察和思考的结果输入计算机中,用文字、表格、图形等方式,把对观察和思考、协商、讨论的意见作出归纳、概括,进行意义建构,逐步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利用几何画板进行数学、物理问题的探讨。利用作图、作曲工具,培养学生的艺术创作能力(用集成工具,培养学生的信息组织能力)。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把课堂以教师为中心的传授式的教学过程,变为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探索性的学习过程,通过“访问”和“表达”,本身就是一个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积极探求解决问题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学生具有创造意识、平等意识、积极参与和探索的精神。

(三)努力实现教学过程要素关系的转变

教学过程的要素包括教师、学生、教材(内容)和媒体四个基本要素。建构有利于创造教育的新型教学模式,必须要实现教学过程要素关系的转变。

(1)教师角色的转变,由以教师为中心的讲解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和活动组织者;

(2)学生地位的转变,从被动接受的地位转变为主动参与、发现、探究和知识建构的主体地位。

(3)教学内容的转变,教学过程不仅仅传授课本知识,还要重视能力的训练和情操的培养,尤其要重视学习能力和学习方法的培养。

(4)媒体作用的转变,由作为教师的讲解的演示工具转变为学生的认知工具。

教学过程要素关系的转变,必然引起教学进程结构的转变,由以教师为中心的逻辑讲解传授式 。

现代教育基础论文篇三

教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政治思想教育”。笔者在本文中借用这一说法时,将其范围延伸,从十年扩大到五十年,从政治思想教育扩大到整个教育体系,但结论保持不变。因为又是十年过去了,我们终于听到了“素质教育”、“联合办学”等教育改革的脚步声。然而,教育的根本意义、目的、内容、方式这些方向性、原则性的问题,却未见到充分的探讨。而这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全民族的共识,单凭“减轻学生的书包”恐怕不能支撑起我们民族的现代化,从而也恐怕不能减轻压在中国几代人心头的“富强自由”的梦想的压力。笔者试图抛砖引玉,以此拙文就教于方家。

一、教育系统的双重功能

中国文明成为古代世界诸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悠久文明,传统教育功不可没。截止近代以前,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受崇敬的教育体系。中国的圣人孔子,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思想,是当时最进步的教育思想;自宋明以来的“学校”教育制度,是传统社会最完备,最开放的教育制度。

教育系统有两种社会功能,一种是显在的功能,一种是潜在的功能。首先,教育系统是目的性活动的场所。它通过对未成年人的系统教育和培养,使其掌握生活技能以及社会规范,完成人的社会化和文化的再生产。中国传统教育普及层次的目的,是培养知书达礼、中规中矩的良民百姓的道德教育;提高层次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选拔国家统治集团的成员。

其次,教育系统又是生活世界中交往活动的中心。根据哈贝玛斯的理论,人们的交往行为与目的行为具有不同的但又是缺一不可的价值。有文化的(书院或私塾)教师是民间(仪礼、公益、民事调解等)活动最活跃的组织者,是社区的舆论领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校就是国人对国事进行批评监督的场所。汉代和宋代的太学,明代的书社,均在教育活动中隐含某种政治交往的功能。

当欧洲中世纪后期普遍建立大学和文艺复兴运动后,中国的教育开始在世界上落后。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标志着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奋起直追。1860年之后的九十年,教育现代化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和火车头,是现代化成绩最为显著的一个领域。这一时期对教育内容、目标和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创新和改革。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中心的“西学”取代了“中学”在教育上的传统统治地位;军国民教育取代了“忠君报国”,培养目标确定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国民(新民);大中小学堂取代了书院和私塾。随着新式学堂取代私塾和旧学校,现代知识在中国的传布跨越了“先知者”“口吐真言”的幼稚时代,我们对现代知识的习得成为系统的、持续的,不可逆的。清末新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兴建了一大批法政学堂,为施行宪政培养议员、法官和行政官员。科举废除后,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宪法”,由与立法院、行政院平行的考试院主持文官、法官、外交官的资格考试。国立大学创立后,随即便开始了从大学校长、教授向部会首长级政务官的流动。

从康梁倡办京师大学堂到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所关注的不仅在教育方面的功能,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更大的作用,是培育新思想、新政治的温床,是各式各样社会团体的策源地。学校具有监督和评议政府的特权,学校师生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集会游行结社等项自由得到社会各界的特别尊崇与呵护,以至于毛泽东曾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梁漱溟在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时,以乡学为政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枢纽。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后,明确规定乡镇中心学校具有特殊地位和功能,其校长和教师依法兼任乡镇政府中的职务。国民党虽然想要党化教育,但遇到教育界和社会其他各界人士的顽强抵制,一直没有完全如愿。

1949年以后,中国的教育体制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了重建,50年来中国教育界受到四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十年““””浩劫、以及后来的清查清理运动。在““””高潮时,毛泽东经反复考虑后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也就是说,文科大学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还在未定之天。这些运动使最优秀的人才惨遭摧残或者从教育系统中流失,使知识者的尊严和知识的价值遭到极大的贬低,更为严重的是,使知识传承和文化交流重新陷入零散的、地下的前现代形态。使中国教育大伤元气。一方面,教育领域从现代化的先行军变成了拖后腿的,不能够为各方面建设提供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当90年代前期中国各种市场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还在主题宣讲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90年代的思想论争,对中国当下问题的探讨,都远离了校园,零散地飘零在民间社会。另一方面,教育系统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性活动和功能几乎全面萎缩,沦落为听命于权力的一种简单工具,比如梁效,或者成为远离现实的“稻梁之谋”或者“纯学术”。

改革开放以来,在采取了恢复高考等一些“复旧”措施后,教育界一直以十七年“红线”自居,不管其他领域的改革如何风起云涌,体制改革进展迟缓,始终稳坐钓鱼台,“我自岿然不动”。近两年来,改革的风气刚刚吹进了教育界。但是,从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做为“人的社会化和文化再生产”的场所,还是做为“交往活动的中心”,我们的教育体制远远不能适应转变中的中国,更不用说支撑起一个现代社会,因此教育系统只搞一点小修小补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二、经济升级与政治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许多中国人喜欢拿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作比较,并从中获得一种满足。不错,由于中国比印度的土地改革搞得彻底,比印度更早破除对计划统制的迷思,比印度更积极地对外开放引资,中国五十年经济发展的总成绩好于印度。但是,如果拿教育来比较,中国人就很难有自豪感。不论是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还是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口和高等学历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中国都比不上印度。现在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考虑到近年来印度在计算机软件方面取得比中国更加骄人的成绩,不能不对中国今后能否在经济发展上继续领先打个问号。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经过五十年发展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与它们的差距,如果不出现大的变乱,再过一二十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是,由于长期的失误,中国在教育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几乎没有缩小。美国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学毛入学率)早在1940年就达到16%,而根据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国要到2010年才能达到15%,相差70多年。美国、俄国、韩国现在的大学毛入学率都已超过50%进入了普及阶段;而中国大陆1996年只有5.78%,尚处在精英阶段;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在世界各国和亚洲各国中,均有一半已超过15%的标准,进入高等教育发展的大众阶段。在这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两个大台阶。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992年的数据,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经过几十年的“赶超”,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甚至不惜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长期持续的,只有通过开发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在人均指标上赶超发达国家。

三四十年前,中国依靠留美留欧留苏归国的专家学者为主制造出了“两弹一星”,使国人感到无比振奋。但是,1993年,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79.6人,美国74.3人;1996年的中国只有6.8人,人数既少,质量更差。培养不出第一流的科技人才,这只能表明教育的不尽人意。

1949年前后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学成后自愿回国效力,而现在却有几十万留学生滞留海外,无意回桑梓服务。清华、北大等国内一流高校简直成了国外著名高校研究生院的预备班。尖子人才留不住,回不来,与半个世纪前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接受教育最多的人反而缺乏对祖国的依恋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政治思想教育的失误;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我们的大学,特别是名校,不是在针对中国的产业界、公务人员和社会培养务实的人才,传授真正的知识,他们在学校所学与现实的中国社会实际完全脱节,实际上中国的大学生毕业以后面临的是两个选择:要么去国外深造,实现自己从小被培养起来的成为科学巨人的梦想;要么走上社会,从头学起,抛弃一切在学校里学得的知识甚至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从而在中国这样急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渴求着人才,而另一方面大学生的分配却越来越难。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中现代知识的传布仍然是在民间、在实践中缓慢地断断续续地进行,说得尖刻一些,我们的大学教育,对这个民族是一种奢侈的浪费。当然,这不全是教育系统的责任。十多年前,国人从《参考消息》上得知,美国人对本国基础教育批评甚多,对东亚国家的基础教育则赞赏有加,那时还可以有一丝安慰:即便高等教育比不上你,基础教育总算不比你差。现在出国的人多了,对于国外的真实情况更加了解,就连这点自我安慰也无法保留了。就算中国孩子在幼儿园学的算术就足以应付美国小学一二年级的算术课,就算中国小学生多位数乘除法的演算能力为美国同龄人望尘莫及,那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难道有计算器不用非要笔算才叫聪明吗?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二年级小学生可以独立做“研究”项目,从图书馆借阅十几本相关图书后,分几个小标题写出好几页纸的“论文”;初一学生可以在独立观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老鼠有决策能力吗?》、《音乐(古典音乐、乡村音乐、摇滚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辛辛那提地区的气温与环保》这样非常专业化的研究报告;令中国的大学本科生都会感到汗颜。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没问题的学生才是好学生,从中小学到大学培养的都是“贝多芬”(会背就能多得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当好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螺丝钉”,难以经受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中激烈竞争的考验。中国至今制造不出自己品牌的高级轿车和干线民航客机,既是因为缺少具有创新意识的设计师、工程师,也是因为缺少头脑灵活、动手能力强的合格技术工人。

比较古今中外的教育,不仅要从数量和质量上考察,而且要评判其公平程度。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以及“映雪囊萤”这一类的典故,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相当的公平性。美国教育的公平性,获得了权利法案以及教育贷款等一系列制度化的保障,以至出现了所谓的“逆向种族主义”(譬如考试成绩差的黑人可以比考试成绩好的白人优先录取、录用、提升等)。但在当代中国,社会不公正却渗透到教育系统的血液中,成为见怪不怪的常规。在全国范围内,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其他省份要低上百分,北京考生的录取机会比其他省份考生多好几倍;在一个地级市的范围内,市区的中专录取分数线也比郊区和辖县低几十分,城市考生的录取机会比农村考生多好几倍。现代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系统来调节,中下阶层子女一般是通过接受更多教育的渠道来提升社会地位,而个别成员地位的升降循环则有利于维持社会整体的稳定。受教育机会本身的不平等,再加上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则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愚昧和贫穷凝固化,从而造成社会紧张,危及中国的整个现代化事业。

举世公认,日本是非欧美国家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得以实现现代化,依靠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有效率的政府则需要一支精干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来推动,而这支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很多成员均来自东京大学。所以归根结底,是以东京大学为最高代表的日本教育系统为日本的行政和政治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基础。回过头来看中国,与日本的东京大学地位相当的北京大学五十年来为政府提供了多少人才呢?十分可惜,这所大学历年培养的优秀人才不是右派分子就是“5.16分子”。现在中国政坛的活跃分子极少文科和法政出身,几乎都是半路出家的理工科出身,这如果不是中国文科和法政教育失败的标志,就是表明在意识形态体制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完全征服。

三、民间社会与公共舆论匮乏的重要根源

把现代性片面理解为“合理化”,把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国内外学界对此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在正统意识形态的掌控下,中国教育系统中却弥漫着一种工具性的理念,甚至从人文教育扩散到科技教育。“教育为……服务”的宗旨,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教育只能是贯彻党和政府意图的一种工具。经过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形成了一种实用性极强的教育格局: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偏重理工科教育,在理工科教育中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狭小范围内的工艺操作。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已经在握,又有苏联老大哥在各方面提供具体指导,学校师生——全社会最活跃的一部分精英只须改造思想,破除杂念,学会当“驯服工具”就可以了。校内外的自由交往、对话和碰撞,社会思想、文化、政治创新与传播的策源地,教育系统中这类交往性的活动和功能,已不被“新社会”所需要。既然国家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推动者,全能主义架构中的“单位”成为一切社会合法组织的母体,教育系统作为各种民间组织枢纽和公共舆论重镇的功能自然也就不合时宜了。这种功能的衰竭,对于全社会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如果不是“反右派”和“拔白旗”运动彻底清除了教育系统中一切敢于讲真话的人,“大跃进”时期种种“放卫星”的闹剧便是不可想象的。

长期以来,乡村教师都被视为社区的舆论领袖,与社会恶势力抗衡的清流。当年中共地下党在乡村中发展组织,首先找的也是这些人。但是,昔日读书人很少出身于赤贫的农家,不是地主便是富农的子女。经过土改、镇反、肃反、四清以及““””中的贫下中农“上、管、改”,乡村学校和教师的特殊地位及影响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作为农村现代化传播者和推动者的作用不再被看重,监督与批评村社干部更是不被允许。从过去一些苏联和日本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公派教师在农村可以成为地方权势的抗衡者;而根据现行中国教育体制,农村小学基本上都是村办小学,教师一度多为“民办教师”,他们的饭碗掌握在村社干部手中,巴结都来不及,监督抗衡又从何谈起。国家投入农村教育的经费极度短缺,农村教育机构和教师的弱质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滞后的重要根源。

自从大学诞生以来,辩论、自由演讲、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便成为大学的一种传统。在中国科举时代,同年、同门的聚会结社,同样是一种雏形状态的社团组织。欧美大学中流行的同学会,则是现代社会许多民间组织的源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能够成为“民主堡垒”,也正是凭借了这种传统。但在1949年以后,大学中这种极其可贵的交往传统却迅速泯灭了。北京大学的牌子、房子乃至某些遗老遗少尚在,“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大精神”已难觅踪迹。除了在诸如“拔白旗”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当局有组织地发动学生写大字报批判教师和干部,学校总是严格地限制学生自办的墙报、油印刊物和讲座,以及自发组织的存在。“”中的红卫兵也不过是“奉旨造反”。故而其鲜明的反现代性,仅使这些年轻人给国人留下沉痛的创伤,而丝毫没有关于民间自主组织的任何历史经验的遗存。当前,随着国家包办一切的总体性社会的逐渐解体,民间社会正在浮出水面,但是,民间社团正常运作需要一种良好习惯和组织经验的支撑,当人们不能从教育系统中获得这种习性时,便只能从失败的实践中逐渐吸取教训,这势必在民间社会形成初期造成一种社会畸形,使黑社会作派和黑白两道混杂蔚然成风。

不少学者曾建议,中国的民主化应当逐步推进,如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应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教育系统率先实行民主,显然是一个最适当的选择。但是,教育界的一些人却把民主视为洪水猛兽。他们宁肯让文化素质低的农民先民主、自治,而不肯让文化素质高的大学师生先民主、自治。“村民自治”已经在中国实行了十多年,而“教授治校”至今还是“右派分子”的“痴心妄想”。

当年大学中的名教授如胡适、傅斯年,同时也是社会的舆论领袖;傅斯年人称“傅大炮”,曾把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轰出了政府。而同样身为北大校长的马寅初,仅仅因为在人口政策上与领导人意见相左,便被批判撤职;威望不如马寅初之流,就更加噤若寒蝉了。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变,因为教授的饭碗不是掌握在有资格评议自己的同行手中(国外名教授通常是终身教授,谁也不能夺他的饭碗)。

早在30年代,就有一批大学教授、校长、博士进入了国民政府。在当今的台湾地区,无论是即将下台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就要上台的民进党政府,都有半数左右的政务官来自教育系统。至于美国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奥尔布赖特之流在学界和官场进进出出,更为人们所熟知。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教育系统和政府之间建立密切联系,把前者产生的新思想、新血液随时输入后者,打破道统和政统的隔阂,使政府始终保持一种对社会的敏锐感觉和活泼生气。但是在中国大陆最近五十年中,除了教育部和科学院,从大学校长和教授中产生的部委首长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就是副部长级官员,也几乎全部是民主党派出身的人物。在学校和官场之间存在着政治文化上的鸿沟,书生气与官场作派完全不能共存。以学者本色从政简直不可想象,能够进入官场者通常是学者中的异类,但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而只剩下一点象征性。

在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系统的职能不仅仅是培养“劳动者”,也不能满足于培养出“高科技人才”,而是要通过它的目的性和交往性活动,提供各种新思想、新制度、新组织得以产生的温床,提供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行政、人文、科技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才。用这样一种标准去衡量,就更能感受到五十年教育的失误。

四、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素质教育口号的提出,是中国教育界自我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中国教育的病根,绝不限于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层次。要振兴中国教育,必须重新检讨教育的根本宗旨,全面改革现行教育体制。

笔者认为,中国教育系统的基本目标,应当是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素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的中国公民。关于素质教育和通才教育等,人们已经谈过很多,这里侧重讨论以下几点:

1. 传统教育

做中国人首先是要有一颗中国心。所谓中华民族,主要不是种族的概念,也不是地域的概念,而是基于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有了这种认同,种族、语言上的差别并不妨碍形成多元一体的、和睦的民族大家庭;没有这种认同,一个祖宗的子孙也会闹分家、闹独立。真正的认同必须出于自觉而不能靠强迫,而这种自觉心只能在优秀中国文化的潜移默化中形成。应当增加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份量。传统的教育不是让我们的学生记住朝代的名称、年限,也不是让学生认识到所谓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我们民族的独特,了解它的文化特质和民族性格,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也就是民族—国家教育或者说国民教育。

2. 公民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偏颇之一就是专制主义,所谓“君权神授”,把“忠君报国”牢牢地捆在一起。上个世纪初梁启超讲“新民”教育,就是要把“忠君”和“报国”拆开,抛弃臣民意识,建立主权在民的公民意识。但是在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后,中国的公民教育出现了一次历史的反复。经过意识形态的包装,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从“天授”、“神授”转为领袖对真理的“先知先觉”以及通过革命拯救“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者的神圣天职。主权在民落空,宪政、民主、自由被推迟到训政、强国、富民之后。由于没有民主教育和民主实践,民众的民主素质也就永远提不高,由此造成一个关于中国民主制度建设与民主素质培养的悖论。因此,国人必须再次回到起点,重新进行“新民”教育。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办法有千条万条,实行公民教育应当是最重要的第一条。

3. 博爱教育

所谓具有世界眼光,首先是要有人类一分子的意识,要有人道主义的博爱胸怀。在世界其他国家,博爱教育主要是由宗教教育承担的。中国人宗教意识淡漠,没有发达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氛围,更应当在普通教育中始终贯穿博爱教育的红线。鲁迅曾指出:在国人意识中,“异族不是主子就是番子”,缺乏民族平等、世界一家的意识(传统意义上的四海一家是指华夏文化的一统天下,而不是多文化的共同体)。“多有这种‘合群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谈论全民之爱、人类之爱成为禁忌,刻意强调的尽是阶级仇、民族恨,使得人道主义的传人更添悲哀和忧虑。在人类历史进入新千年之际,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日益强盛起来之时,“这种‘合群爱国的自大’的国民”能否使自己的眼光和胸襟开阔起来,以人道主义的平等态度来拥抱整个世界,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的命运:是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呢还是凭借实力与之对抗。

4. 军体教育

不论是选择与世界合作还是对抗的道路,首先都要保障未来的国民具有健康的体魄。用上个世纪初先贤的说法,就是要注重军国民教育。在瑞士、以色列、韩国、中国台湾这些现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实行全民兵役制。中国大陆人口太多,不可能让每一个青年都有服兵役的机会,但很有必要加强学校中的军体教育。中国城市中的孩子大部分已经是独生子女,受到家庭几代人的宠爱,独立生活能力比较差。组织野营拉练、野外生存训练、抗灾救灾训练等,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防范可能的灾难,具有极大的好处。

5. 可持续发展教育

作为地球村民,应当具有保护地球生物圈的生态意识;作为中国国民,应当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人口大国同时又是(按人均水平衡量的)资源小国。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的发展老路,先破坏环境,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治理环境。因此尊重自然、爱护环境,对于国人来说不仅是一种高尚品德,而且还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因此,这种观念必须牢固地在下一代国人中树立。

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应吸取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不要幻想事先能够设计出一套完善的改革方案,也不要指望权威部门能够自上而下地贯彻执行。具有生命力的改革实践只能从打破行政垄断入手,放开搞活,多元化竞争,优胜劣汰,经过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摸索,最终形成既与世界先进经验接轨又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教育体制。在回顾和检讨历史的基础上,笔者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下列建议:

1. 体制多元化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一种体制多元化的格局。在著名高等学府中既有国立大学,如北京大学;也有省立大学,如山东大学;还有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有中外合办的,如清华学校(后改为清华大学);也有外国教会独办的,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以及多家著名的医学院。不论是哪一种体制的学校,都有成功的经验。50年代初按照苏联模式实行院系调整,由体制多元化变成了教育部的一统天下,所有的大学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教育质量普遍下滑,“大学精神”荡然无存。近来实行文科院校与理工科院校的合并,重新创办综合性多学科大学,只是否定了院系调整的部分内容,院系调整的更大失误——行政集权、国家包揽,尚未受到彻底批判。

与其让越来越多的国内生源流向国外教育市场,不如向世界打开中国教育的大门。应当允许中外合资与外国独资办大学、办分校。应当高薪聘请国外各学科的大师到国内讲课任教以至担任院长校长,而不仅仅是请一些语言教师。同时,也应当允许国内的私人和社团开办大学。通过(所得、遗产)税法上的奖励政策,吸引国内企业和私人向教育事业投资捐助。

2.权利平等基础上的权力分散化

受教育的权利属于基本人权。每一个中国人,不分地区,不论城乡,在义务教育阶段应享受底线水准大致相同的教育服务,在高等教育阶段应享有平等的入学机会以及助学金和教育贷款方面的同等保障。现在,最富裕省份与最贫困省份之间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相差十倍,最繁荣的城市与最偏远的乡村这种差距更超过百倍。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各国的经验证明,发展落后地区的最佳途径既不是向穷人分发生活补贴,也不是在基本建设投资上的大规模倾斜,而是增加人力资源开发上的投入,使那里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

下列事项应当尽快列入国家权力机关的议事日程。首先,明确规定教育事业费在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最低限额;其次,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教育经费支出大幅度地向义务教育倾斜;最重要的,是确定全国统一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年度最低标准,由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剂,按学生人头落实到每一个学校,富裕地区的政府可以在此基础上追加自己的补充标准。

中央政府的职责是保障最基本的教育资源和权利平等,具体的教育管理则应下放到地方。应当在街道和乡镇一级设立学区,让选民直接选举由居民代表、家长代表和学校代表组成的学区管理委员会,全权负责辖区内各中小学校的管理,包括预算、人事和教学管理。

3.教育多样化

实现教育管理权力分散化以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的多样化才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现在,已经有少数省市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试点;将来,不仅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有自己的推荐方案,每一个县市和学区也可以自行决定适合本地特点的具体作法。各种不同的课程设置、教材和教学方法争相斗艳,将会出现一个竞争性的教育市场,通过优胜劣汰,提高全民族的教育质量。

教育多样化也意味着学校教育向社区教育和其他非学校教育的延伸。这就为新型教育服务产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4.机构自治化

中国民主化的前途,更多地取决于城市自治而非村民自治,教育机构自治而非企业职工自治。大学等教育机构实行自治,可以视为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积极尝试。

二三十年代的北大清华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校内领导体制。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全校教授会选举评议员、教务长,审定全校课程,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项;学系教授会推举本系主任。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教授会互选的若干名评议员组成;职权包括:规定全校教育方针,议决各学系及校内各机关的设立、废止及变更,制定校内各种规则,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等)各种常务委员会,审定预算决算,授予学位,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的任免,议决其他重要条件。由校长主持、教务长和各学系主任(后来是各学院院长)参加的校务会议是行政的审议机构,它的职能是议决一切通常校务行政事宜,协调各学院、学系间的问题等。这套体制的核心是教授自己选出的评议会,国立大学的校长虽然是由政府任命,但他是通过评议会来行使职权的,在评议会中他不享有否决权,完全尊重多数评议员的决定。

教授治校的大学自治体制,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从制度上保障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大学体制也完全合拍,坚持党的领导,完全可以通过教授党员在教授治校体制中发挥作用,这也是时代的新要求。新时期对党的工作的更加高级的目标。学生自治是教授治校的一种补充机制,既有利于师生沟通,一起完善校务管理,也有利于学生在自治实践中养成公民德性,为在社会上行使民主权利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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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生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2年5月12日09: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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